-Health Care Science-

HCS | 传染病预防行为对家庭成员生命质量的影响：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2022年6月，由王飞作为第一作者撰写的论文《The impact of infectious disease prevention behavior on quality of life: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正式在清华大学医院管理研究院主办的《Health Care Science》杂志发表。本研究探讨传染病预防行为对生活质量的影响机制、自我效能的中介作用和家庭结构的调节作用。

1.基本信息

作者：王飞、葛蒲、李丹阳、蔡林、李夏蕾、孙昕霙*、吴一波*

第一作者及单位：

王飞，北京师范大学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国家重点实验室

发表期刊：《Health Care Science》

DOI:10.1002/hcs2.11

The impact of infectious disease prevention behavior on quality of life: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Fei Wang，Pu Ge，Danyang Li，Lin Cai，Xialei Li，Xinying Sun*，Yibo Wu*

《Health Care Science》是由清华大学医院管理研究院主办、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Wiley全球发行的同行评议（Peer-Review）和开放获取（Open Access）的医疗管理国际英文期刊。《Health Care Science》以“科学领创，汇智医疗”为使命，以创办世界医疗管理和医疗卫生服务研究领域的顶级学术期刊为愿景，旨在为全球的研究人员、管理人员、学者和创新者提供一个科学交流平台，分享在医疗管理和医疗卫生服务领域的创新演技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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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摘要

方法

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抽样方法，共抽取3015名受试者。

结果

传染病预防行为对生活质量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0.08，p<0.001），家庭成员的自我效能对传染病防治行为与生活质量的关系有部分中介作用（β=0.01，p<0.001）。与核心家庭相比，夫妻家庭（β=0.05，p<0.001）和单亲家庭（β=0.04，p<0.01）可以调节传染病预防行为与生活质量的关系。其中，单亲家庭（β=−1.53，p<0.05）、夫妻家庭（β=1.63，p<0.05）和核心家庭（β=−1.37，p<0.05）可以调节传染病预防行为与自我效能的关系，夫妻家庭（β=0.00，p<0.001）可以调节自我效能与生活质量的关系。

结论

传染病预防行为可以通过自我效能影响生活质量，不同的家庭结构在不同的路径中发挥调节作用，并建立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关键词

家庭结构、传染病预防行为、生活质量、自我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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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要内容

概览

自2019年12月以来，COVID‐19一直在肆虐世界，对全世界人民的生命构成严重威胁。随着中国政府实施有效的预防和治疗措施，中国的疫情得到了改善，这一呼吸道传染病得到了控制。因此，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传染病预防行为的重要性。尽管大量研究已经证实，传染病预防行为可以显著改善个人的生活质量[1]，但传染病预防行为影响生活质量的机制尚不清楚。我们通过建立研究模型，进行社会问卷调查等方法提供了传染病预防行为影响生活质量的可能机制，如自我效能和家庭结构。

自我效能首先由班杜拉提出。它是指人们对自己是否能够运用自己的技能完成某项工作行为的信心，其形成受行为成败的经验影响[2]。传染病预防行为作为一种成功的预防感染行为，必然会提高个体的自我效能感。在对特定传染病的研究中，发现传染病预防行为（如疫苗接种）与个人的自我效能感之间存在着强烈的相关性[3]，因此，那些在疫情期间选择戴口罩的人清楚地知道，他们行为的后果是降低患病概率，从而进一步增强自我效能。作为一个积极的发展指标，自我效能感对生活质量有积极影响[4]，并被发现是个人生活质量的一个强有力的预测因子[5]。在对癫痫患者[6]和重症肌无力患者[7]的研究中，自我效能对患者生活质量的预测作用已得到证实。

人们通常生活的家庭结构是健康的结构性决定因素[8]，每个家庭可以有不同的家庭结构，例如核心家庭（由父母和未婚子女组成的家庭）、主干家庭（由家长和已婚子女组成的家）、夫妻家庭（仅由父母组成的家庭）和单亲家庭（由离婚或丧偶并有子女的人组成的家庭）等等，我们通过问卷及调查研究确定了家庭结构是家庭成员健康的结构性驱动因素[9]。

本研究通过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探讨了传染病预防行为对家庭成员生活质量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主要发现了传染病预防行为影响生活质量的机制，也发现了不同家庭结构的重要作用。首次从家庭结构的角度揭示了传染病预防行为促进生活质量的机制，为未来不同类型家庭提高生活质量和自我效能提供了理论支持。

    研究模型

通过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我们测试了自我效能是否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传染病预防行为与生活质量之间的桥梁，以及不同类型的家庭结构是否在传染病预防行为与自我效能、自我效能与生活质量、传染病预防行为与生活质量之间起调节作用。总的来说，传染病预防行为对生活质量影响的机制尚不清楚，家庭结构是否在其中起作用过程也仍不清楚。

因此，本研究构建的模型有助于从家庭结构的角度揭示传染病预防行为对生活质量的影响机制，为未来生活质量的提高奠定理论基础。

    实验参与者

从2020年10月至2020年12月，共选择了中国28个城市的3218名常住居民，受访者涉及不同年龄组和社会阶层。

    测量工具

采用了Chen等人开发、Xiao和Yi[25]修订的NGSES。该量表由八个问题组成，采用Likert 5级评分（1分表示强烈不同意，5分表示强烈同意），量表分数越高，表明个人的自我效能越高。本研究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6。

统计分析

为了测试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我们使用SPSS 22.0进行Pearson相关分析，其中相关系数<0.30通常被认为较低，0.30−0.60为中等，相关系数>0.60时，为相关性显著。

由于本研究使用问卷调查，为了排除研究中可能存在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我们使用Amos 22.0构建了一个单向结构方程模型，并通过比较单向模型与原始模型之间拟合指数的差异，判断是否存在更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如果构建的单向模型的拟合比原始模型差得多，则可以得出结论，该研究没有更严重的常见方法偏差问题。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根据相关研究，对于本研究中可能存在的共同方法偏差，进行了验证性因素分析，以测试所有量表问题的共同方法偏移，结果表明模型拟合非常差。

χ/df=118.79，比较拟合指数=0.72，拟合优度指数=0.59，调整拟合优度系数=0.47，规范拟合指数=0.81，近似均方根误差=0.20，因此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各变量相关性分析

Pearson相关分析的结果如表1所示。将家庭结构的分类变量设置为虚拟变量，并将核心家庭群体作为对照进行分析，发现传染病预防行为、自我效能和生活质量之间存在一些中度至高度显著相关；与核心家庭相比，只有夫妻家庭与传染病预防行为、自我效能和生活质量显著相关；与核心家庭相比，单亲家庭与生活质量显著相关。

检验调节变量

Wen和Ye认为[10]，应该构建三个方程来测试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的效果，其中方程（1）估计了调节变量（家庭结构）对自变量（传染病预防）和因变量（生活质量）的调节作用；方程（2）估计了调节变量（家庭结构）对自变量（传染病预防）和中介变量（自我效能）的调节作用，方程（3）估计了调节变量（家庭结构）对中介变量（自我效能）和因变量（生活质量）的调节作用，以及残余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结果如表2所示。

在方程式（1）中，对于夫妻家庭（β=−0.06，t=−4.10，p<0.001），传染病预防的主要效果是显著的（β=0.08，t=12.20，p<0.001），集体家庭（β=−0.04，t=−3.18，p<0.01）和单亲家庭（β=−0.08，t=−4.18，p<0.001）与核心家庭相比，单亲家庭的生活质量明显低于核心家庭，只有夫妻家庭（β=0.05，t=4.65，p<0.001）和单亲家庭（β=0.04，t=2.73，p<0.01）与传染病预防有显著的交互作用，即：家庭结构对夫妻家庭和单亲家庭传染病预防和生活质量的调节作用显著。

在方程（2）中，传染病预防的主要效果是显著的（β=6.14，t=14.99，p<0.001），夫妻家庭（β=−3.04，t=−3.17，p<0.01），集体家庭（β=−3.33，t=−3.91，p<0.001）和单亲家庭（β=−4.66，t=−3.71，p<0.001）的自我效能显著低于核心家庭。与核心家庭相比，单亲家庭之间的相互作用（β=−1.53，t=−2.11，p<0.05），夫妻家庭（β=1.63，t=2.52，p<0.05）和集体家庭（β=−1.37，t=−2.45，p<0.05），传染病预防显著，即家庭结构对传染病预防和自我效能的调节作用在单亲家庭、夫妻家庭和集体家庭中显著。

在方程（3）中，对于夫妻家庭，传染病预防的主要效果（β=0.04，t=11.51，p<0.001）和自我效能（β=0.01，t=17.54，p<0.001）是显著的，和单亲家庭（β=−0.04，t=−2.59，p<0.01）与核心家庭（β=−0.04，t=−2.96，p<0.01）相比，单亲家庭的生活质量显著低于核心家庭，只有主干家庭（β=0.00，t=5.82，p<0.001）与传染病预防之间的交互作用显著，即在主干家庭中，家庭结构对传染病预防和自我效能的调节作用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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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研究亮点

本研究通过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探讨了传染病预防行为对家庭成员生活质量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首次从家庭结构的角度揭示了传染病预防行为促进生活质量的机制，为未来不同类型家庭提高生活质量和自我效能提供了理论支持。

研究发现，传染病预防行为对生活质量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COVID‐19的全球大流行严重影响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当个人的传染病预防行为越高，生活质量也越高时，个人的传染疾病预防行为可以提高其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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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Hong PC, Chen KJ, Chang YC, Cheng SM, Chiang HH. Effectiveness of theory‐based health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terventions on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self‐management behavior: a clinical randomized waitlist‐controlled trial. J Nurs Scholarsh. 2021;53(4):418–27. https://doi.org/10.1111/jnu.12661

2. Wippold GM, Frary SG. The role of modifiable, self‐ empowerment‐oriented variables to promote health‐related quality of life among inadequately insured Americans.J Prim Prev. 2021;43:95–110. https://doi.org/10.1007/s10935-021-00652-1 

3. Bandura A. Perceived self‐efficacy in the exercise of control over AIDS infection. Eval Program Plan. 1990;13(1):9–17.https://doi.org/10.1016/0149-7189(90)90004-G 

4. Yoo W, Choi DH, Park K. The effects of SNS communication: how expressing and receiving information predict MERS‐ preventive behavioral intentions in South Korea. Comput Human Behav. 2016;62:34–43. https://doi.org/10.1016/j.chb. 2016.03.058 

5. Lo HHM. Quality of life among adolescents in Hong Kong: general and gender‐specific effects of self‐efficacy and mindfulness: a special issue on quality of life in Chinese societies. Appl Res Qual Life. 2021;16(6):2311–34. https://doi. org/10.1007/s11482-021-09914-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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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Fan X, Xing CY, Yang L, Wang J, Feng LS. Fatigue, self‐efficacy and psychiatric symptoms influence the quality of life in patients with myasthenia gravis in Tianjin, China. J Clin Neurosci.2020;79:84–9. https://doi.org/10.1016/j.jocn.2020.06.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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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Barrett AE, Turner RJ. Family structure and mental health: 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socioeconomic status, family process, and social stress. J Health Soc Behav. 2005;46(2):156–69.https://doi.org/10.1177/002214650504600203

10. Wen Z, Ye B. Intermediary effect analysis: method and model development. Adv Psychol Sci. 2014;5:731–45. https://doi.org/ 10.3724/SP.J.1042.2014.00731

5.作者简介

王飞，中共党员，于2022年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方向为认知神经科学、情景记忆老化。于2020年12月加入健康与医学科普理论研究课题组，研究方向为量表设计与开发汉化。在课题组以第一作者发表SCI等同行评议论文2篇，曾多次以第一作者身份参加国内国际相关领域顶级会议（如22nd WPA World Congress of Psychiatry、全国心理学大会等），累计产出会议论文8篇。目前担任《psychosomatic medicine research》杂志青年编委，同时受邀担任SCI杂志《Family relations》（JCR Q3，IF=1.88）审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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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们

“健康行为与健康促进”课题组是在国内外相关领域专家指导下以高校学生为主体的、以健康行为与健康促进为主要研究方向的、纯公益科研课题组。课题组下设问卷调查与健康促进、结构方程与健康行为、干预追踪与临床照护、量表设计与心身医学、健康偏好与卫生经济、访谈咨询与二次研究6个理论小组以及秘书处、翻译小组、运营小组、联合编辑部4个实践小组。

课题组依托陕西（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健康文化研究中心等高校科研机构，中国医师协会健康传播工作委员会高校学组等学协会组织，中国居民心理与行为调查研究（Psychology and Behavior Investigation of Chinese Residents，PBICR）等高质量数据库，Psychosomatic Medicine Research（心身医学研究）等中英文学术期刊开展研究工作。目前有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协和医院、中南大学、香港城市大学、University of Bristol、University of the West of England等高校/医院/科研院所的12位指导教师、55位硕/博士研究生、48位本科生，专业覆盖公共卫生、护理、临床医学、新闻传播等专业。

截止到2022年6月，课题组共申请并中标60余项课题，牵头制定并发布国内首个健康科普作品科学性评价标准专家共识、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中的健康传播伦理共识，在SCI、SSCI、CSSCI等同行评议期刊发表中英文论文100余篇，出版专著14本。2022年最新发表或被接收SCI/SSCI论文21篇（11篇为JCR Q1区）。

欢迎各位学者交流、课题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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